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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“中國”:歷代共享的通用國名

        2018-09-30 09:57:48 來源:

        □黃興濤

        “中國”作為國名很早就存在,它既是一種中國人延續下來的國家稱謂習慣,更蘊含著豐富深厚的歷史信息和文化意義。以往學界以“中國”作為“中華民國”的“簡稱”而成為正式的現代國名的觀點,現在看來未必靠得住。據筆者考察,民國以來,并沒有哪個正式頒發的憲法乃至草案型的憲法,有過類似的“簡稱”規定。其實它是數千年王朝國家通稱“中國”的某種歷史延續。這一點從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成立謀略處后,公開聲明的五項決定中“稱中國為中華民國”的說法(張難先:《湖北革命知之錄》,見《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149頁)可以得到集中體現。由于辛亥革命時,王朝國家因“中華民國”的建立而根本轉型,“中國”或“中華”也就從王朝通稱轉而變成與新建的“中華民國”可對等互換的另一個習慣性國名。筆者以為,與其說“中國”是“中華民國”的簡稱,不如說“中華民國”是以否定帝制之王朝國家的新的形式,再次確認了“中國”這個歷代王朝共享之通用國名,從而實現了一種獨特的歷史延續。

        相對固定稱謂的形成,有一個歷史過程

        實際上,作為各朝代通稱的傳統國名之“中國”,不僅被入關后的清朝統治者和一般臣民用為與“大清”對等的習慣性國名,明末清初以降也得到西方列強的了解和使用。

        應該指出,China、Chine和Cina等成為歐美流傳至今的對應漢字“中國”國名的相對固定稱謂,有一個歷史過程。

        早在明末清初,這一過程實際上就已逐漸開始。明末時,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將《利瑪竇中國札記》一書整理后在歐洲出版,風行一時。書中明確告知歐洲人:這個古老的帝國曾以各種名稱為歐人所知悉,最古老的名稱是Sina,馬可波羅稱之為Cathay,“最為人所知的名稱China則是葡萄牙人起的”,而葡萄牙人之所以稱之為China,則是由交趾人和暹羅人稱這個帝國為Cin而來。利瑪竇還告訴歐洲人,“除了新王朝一來就取一個名字以外,這個國家還有一個各個時代一直沿用的稱號,有時候別的名字就和這個稱號連用。今天我們通常稱呼這個國家為中國(Ciumquo)或中華(Ciumhoa),第一個詞表示王國,另一個詞表示花園。兩個詞放在一起就被翻譯為‘位于中央’。我聽說之所以叫這個名稱是因為中國人認為天圓地方,而中國則位于這塊平原的中央”。

        在當時通行的漢語詞匯中,作為人們熟知的國名,唯有“中國”或“中華”具有可與China(Chinese Empire)、Chine、Cina等古今相續之內容相互對應的歷史縱深。各具體王朝之名如漢、唐、明、清等,均無一能夠勝任。事實上,明清以降的中西歷史上,可以說China、Chine、Cina等與“中國”或“中華”的國名之間,具有某種相互對應、規約、彼此互動的特性。無論中國是改朝換代還是建立民國,西方都仍習慣保持不變地稱之為China、Chine、Cina,與此同時,“中國”或“中華”的貫通性國名,在國際舞臺沿用并實現其一定程度的意義轉換,最終成為通用的現代國家名稱。

        正如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,從康熙時代開始,“中國”作為與“大清”同義且更為西方人所熟悉的延續性國名開始進入近代國際條約(如《尼布楚條約》)。尤其是清中葉以后,“中國”或“中華”作為與“大清國”含義相同并可互換的另一個主權國家國名,更是直接與China等詞對應,與西方列國在表面對等的主權條約國意義上使用,并得到各種國際條約的中外對照本之習慣性運用與“承認”。如1842年中英第一個不平等條約“江寧(南京)條約”的漢文文本中,就是“中國”和“大清”混用不分的;中法“黃埔條約”亦然。而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“望廈條約”的漢文文本開頭稱清朝為“中華大清國”,結尾簽字處則注明“大合眾國欽差全權大臣駐中華顧盛”。十余年后的中美“天津條約”里,也稱清朝為“中華大清國”,稱大清皇帝為“中華大皇帝”。

      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當時最主要的西方強國在與中國簽署條約的本國文字條約文本中,有時干脆就直接將“大清”二字譯成China。如中英“南京條約”的英文本里,大清皇帝的對應詞就寫作Emperor of China;大清國也直接寫作Chinese Empire。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這一問題,我們不妨再以1868年《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》(又稱“蒲安臣條約”)中首次涉及中外“國籍”問題的條款文字,來進一步加以說明,因為現代“國籍”問題通常都與“國名”稱謂緊密相關。該條約漢文版的第五款和第六款規定:“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,或愿常住入籍,或隨時來往,總聽其自便,不得禁阻為是。”為了顯示其有別于其他西方列強,美國還在條約第八條中特別表示:“凡無故干預代謀別國內治之事,美國向不以為然。至于中國之內治,美國聲明并無干預之權及催問之意……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。”該條約的英文版,無論是“大清大皇帝”還是“中國大皇帝”,一律都譯成Emperor of China,完全不加區分。

        1869年,特別看重《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》在中美關系史上之重要地位的美國傳教士倪維斯(John Livingston Nevius),特將該條約作為附錄收進其英文名著《中國與中國人》一書。同時,該書關于中國的國名部分明確指出:“中國人講起自己的國名,最常用的是‘中國’(Chung Kwoh)Middle Kingdom;另一個名字是‘中華國’(Chung Hua-Kwoh)Middle Flowery Kingdom;……此外,統治王朝的各朝代名稱也經常被用,比如目前就又稱作‘大清國’(Ta Tsing-Kwoh)。”可見,當年美國人對于中國的王朝名和歷朝通稱國名的混用,就已然十分清楚。

 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,作為漢字文化圈內野心勃勃的東亞國家,日本對作為國名的漢字詞“中國”和“中華”字面上體現的某些內涵十分敏感和反感。1871年,中日兩國在商討立約標題時,日方就認為題頭與日本并稱的“中國”稱謂有失妥當,“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,約內兩國相稱,明書國號為正”。對此,中方強硬地回應道:“我中華之稱中國,自上古迄今,由來已久。即與各國立約,首書寫大清國字樣,其條款內皆稱中國,從無寫改國號之例。來箋謂己邦邊疆荒服而言,似屬誤會,未便照改”。顯然,中方認為“中國”乃是與“大清”對等、對外亦可使用的國號,不能改變。但深謀遠慮的日方卻并未就此罷休,在條約付署之際,又再度重申了不可用“中國”作為條約起首處國家之稱的理由:“中國,東起滿洲、朝鮮,西至西藏、后藏、昆侖山,若將其域內稱作中國,那么其域外之地豈不是要被視作外夷?說到底就是要以‘中國’自居。”最后,主持中方修約的李鴻章作出讓步,商定條約起首處以“大清(國)”和“大日本(國)”并稱,而中文文本內是否與“大清”同等使用“中國”之稱,則隨中國之便。

        晚清時期得到中外廣泛應用

        晚清時期,不僅在平時的對外照會等外交文書中,“中國”作為國名使用早已成為常態,在各國對華照會、來華使節呈遞國書等漢文本中,以“中國”“中華”的國名來稱“大清”的,也已經成為常態(如1871年德國來華使節所遞交的國書中,就有“中國大皇帝”之稱;中國使節訪問歐洲各國,瑞典、荷蘭等國在“回書”中,一開始也都分別是該國國君“問中國皇帝好”或“問中國至高有權之皇帝好”等。同時,在中外人士所創辦的各類新興中文報刊上,以“中國”指稱大清王朝所代表的歷史悠久的國家,更是司空見慣,而且總體呈越來越多之勢。

       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,清末新政時期,不僅日常習慣,而且清朝官方頒布的正式條例、國家章程和重大法規方面,以“中國”作為國名自稱的做法,更為流行并且相當正式。如1903年底和1904年初清朝學部頒布、標志教育近代化轉型的重大法規《奏訂學堂章程》里,就隨處可見以“中國”作為現代國名的自覺稱謂,反而較少使用“大清”字樣,有時需要用“大清”時,也往往稱之為“本朝”。在這部極為重要的教育法規里,不僅諸如“中國文學”“中國歷史”和“中國地理”等成為各級學校正規的課程名稱,而且“中國文學門”和“中國史學門”等還成為文科大學的學科門類名稱,“中國歷史”(或直接稱為“中國史”)課程要求講授的內容,均包括有史以來中國各民族建立的全部朝代的歷史。如其中的《高等小學堂章程》就規定,“中國歷史”課“其要義在陳述黃帝堯舜以來歷朝治亂興衰大略,俾知古今世界之變遷”。至于有關“大清”的歷史課,則名之為“中國本朝史”。

        清末時,作為教科書用的各種以“中國歷史”命名的著作已紛紛涌現,這也是同“中國”作為現代國名的習慣使用相伴隨的歷史現象。像得到清朝學部審訂推廣、供中學堂和師范學堂使用的汪榮寶著《中國歷史教科書》(原初名為“本朝史講義”),以及陳慶年編、同樣得到學部審定通行的《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》等,都是如此,它們體現了清末朝廷的意志。如前者一開篇即寫道:“本朝史者,中國史之一部,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也。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,有世界最長之歷史,又其文化為古來東洋諸國之冠。”這類以“中國”為名,包括各民族主導中國歷史內容的通史書寫,意義重大。

        與新的“中國歷史”書寫相伴隨的,則是以漢語作為“共通語”的“國語”運動之發軔。《高等小學堂章程》“中國文學”課程就規定小學生“必使習通行之官話,期于全國語言統一,民志因以團結”。1909年,東三省蒙務局協領榮德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最新國文教科書》為底本,譯成《滿蒙漢合璧教科書》,供蒙人學習漢語漢文之用,并由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請朝廷批準發行。其第23課概說“中國”時,就以三種文字呼吁:“吾既為中國人,安可不愛中國乎?”

       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,1906年,沈家本和伍廷芳等奉令修訂刑法和訴訟法草案,其中凡涉及中外國際交涉部分,均稱本國為“中國”,本國人為“中國人”“中國人民”和“中國臣民”等.更值得關注的是,1909年,正在嘗試“預備立憲”的清廷,通過了《大清國籍條例》,該法除了標題之外,整個正文中都沒有一個“大清”,而全被“中國”和“中國人”所取代。如它的第一章“固有籍”就規定:“第一條凡左列人等不論是否生于中國地方均屬中國國籍:一、生而父為中國人者;二、生于父死以后,而父死時為中國人者;三、母為中國人,而父無可考或無國籍者。”宣統二年(1910年),清政府為籌備預備立憲、要求學部完成編寫并審定發行了《國民必讀課本》,其中也以“中國”作為國名,聲稱“中國居于亞細亞之東部,土地最廣(約占亞洲三分之一),人口最多(約四萬萬五千萬)……”

        在筆者看來,此時可以說已基本奠定了“中國”作為現代國家名稱的合法性,也奠定了包含漢滿蒙回藏等各族人民在內的“中國人”作為現代國民身份認同的政治基礎。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各主要民族大規模碰撞與空前融合的時期,也是中國與當時主導“現代世界體系”的西方列強直接接觸、沖突并深受其影響的時代。正是在這一歷史階段,尤其是該階段的后期,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開啟了從傳統向現代的初步轉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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